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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二〇一师的缘--作者:戴旭光

时间:2015-2-10  来源:  点击数:5243

    个人简历:戴旭光,男,汉族,江苏滨海人,1957年08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军队政治工作专业,研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解放军代表团)。2009年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副政委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政委。2010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
    我叫戴旭光,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二O一师的一名战士。应组编者之约,我想从兵缘、书缘、文缘、人缘四方面,回顾与二O一师的缘,重温戎马生涯的根,梳理成长成才的脉,向老前辈、老领导、老战友们做—汇报交流。
    兵缘
    我是1974年12月26日从江苏滨海来到山东胶南,走进二O一师六一团军营的。那年7月高中毕业前后,在留公社当团委书记和进县城当工人的可能中,我听从家人意见选择了后者。在滨海塑料厂生产线上,我学得很快,干得很欢,既学到了工人阶级的思想,也收获了不同于中学时代“学工学农学军”的技能。那一年秋季黄海闹海啸,厂里很多人请假回家抢险,我在海堤上得知了征兵消息,即刻勾起幼时既有的从军梦。后来海啸没闹起来,我的兵却当成了。
    那时政审需要内查外调,接兵同志走遍七里八乡了解兵源情况,我在严格审查后被通知去体检。记得我和同学骑自行车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八滩镇中心医院,一量血压,75-140毫米汞柱。有医生说不合格,也有医生说是运动后或青年性高血压。事情闹到军医那里,他详细了解情况后表态,没有其它问题,静一静血压就会正常。经过小小周折,体检结论为“合格丙”,意味着当陆军是没问题的。到部队才知道,军医是三营营部卫生所长,他是从接兵指导员管清增那里知道我是个“学生领袖”,才坚定接我信心的。
    那天我们坐手扶拖拉机到县武装部,次日即启程运兵。穿上不太合体的军装,背上不太规范的背包,就被任命为新兵班长,觉得十分神气。新兵们乘坐卡北上,到连云港新浦转乘“闷罐”火车,经徐州、济南、淄博、潍坊,两三个昼夜后才到胶县,又转乘解放牌卡车到部队,后来看地图才知道走了一个大U字。我们终于到了胶南县王台公社以南的一处苏联人盖的老营房,那里就是六十七军二O一师六〇一团。那一天正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81岁生日。
    新训3个月对我的锻炼可谓史无前例,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新训副班长,我一改中学时重文轻武之状,队列、登山、越野科科训练,射击、投弹、刺杀全面提高,学条令、整内氖做好事样样靠前。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件事。一个是投弹训练,刚开始只能投20来米,后来下功夫练,实弹投掷时就合格了,下连队前已能投40多米。一个是武装越野,因为自小在平原长大,刚开始山区训练喘得厉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日记,管指导员在全连点名时表扬我“很有体会,很有收获”。还有打背包,战友们互相用毛巾蒙住眼睛训练,结果都是滚瓜烂熟,得心应手。新兵们学雷锋也蔚成风气,我们将全班全排的洗脸水打好。我还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出黑板报工作,经常受到表扬。
    分兵时,驾驶口、卫生口、警卫口干部都盯着要挑我,终被选到团首长身边做警卫。在六〇一团特务连,除警卫勤务外,我我还积极参与侦查、工兵、通信等专业学习和训练,拳脚、剑匕,枪炮、炸药,马匹、摩托,有线、无线,光学器材,各种器械,十八般武艺都有所习,摸爬滚打,披星戴月,不但未瘦,体重还长了10公斤。特别是参加团里的军械员集训,打了很多枪弹,对当时的步兵装备搞得比较熟,军事素质提高很快。
    在二〇一师当兵时学到的本领,虽未能在战场上显身手,却为我军旅生涯打了重要根基。1979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上级从我部抽调部分班长和士兵骨干充实前线部队,我因已提干并到师机关工作,申请被拒,痛失参战良机。在后方,师机关每天下午5点都在作战室大地图前,听参谋长传达前线战况,研究随时准备前去支援,真是开眼界、长见识,增强了职能使命和战备打仗意识。
    我的军旅生涯从二〇一师起步,先后在六十七军、济南军区、总后勤部机关工作过,在师和军两级院校任过政委。无论岗位如何变化,环境如何变迁,都很感念在二O一师练就的过硬素质和体魄,为我履行将军职责奠定了坚实基础和“革命的本钱”。
    书缘
    如果说党组织的哺育、老同志的关怀犹如阳光照耀,那么理论滋养、环境熏陶就像雨露般温润心怀。
    我自幼爱读书,每当读到精彩之处时,就会像吃肉那样惬意。小时候家里的藏书如四大名著等,早作为“四旧”被烧或被掠了。中学时主要利用课余时间读了十本革命小说,还有华罗庚的《优选法》、译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科普书籍,到部队时只带了些摘录笔记本。在六O一团当兵,我是见什么读什么、有什么读什么,以说如饥似渴。连三大条令、射击条令都按照“背”的标准在读,教材、讲义都连夜抄记,至今还珍藏着用钢笔抄录的《警卫知识手册》。后来到团报道组,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开始,又研读了一批新闻专著。为了充实头脑,我还从旧书摊、废品站搜罗书籍,设法借些手抄本、灰皮书、黄皮书阅读。
    1975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学理论运动,时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场运动自有权威评价,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马列入门的第一步。我从“马列33条”到报刊大版文章,从上级下发的学习材料到自己搜集的书籍讲义,读得都很仔细,红杠蓝杠、圈圈点点、三角五星,煞是认真。那时记忆力好,很多理论观点、经典论述差不多能背下来。后来我得到连队老班长、全团学理论典型王洪尧同志的悉心指导,学习他不满足“嚼别人嚼过的馍”经验,开始向“马列6本书”和更多原著进军。单行本读完了,就去借“选集”,借的书不好做记号,就想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原著。一个星期天,我和战友步行到8里路外的公社驻地新华书店,发现一套简装版即软皮的《列宁选集》,一看定价6元钱,正好是我们当年一个月津贴费,强烈的求知欲让我坚定地买了下来。那年部队担负埋设“济青军用电缆”任务,特务连负责开路划线,在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完成任务的间隙,我将挎包里的4卷《毛泽东选集》和背包里的4卷《列宁选集》统统读了一遍,并做了笔记,感觉越学越有劲。到了下半年为“理论骨干”在全连讲课了,主要是“辅导”《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论》、《帝国主义论》等经典。在师里举办干部读书班、理论研讨会上,我被推荐发言,后来看内容很浅,却受到长的表扬鼓励。1976年元旦,新华社播发毛主席两首词《七律·罗荣桓同志》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连长指导员让我给全连讲一讲。当时报纸来得慢,我就听着收音机记录全文,将历史背景、主题思想、词意风格、学习启示等,给大家作了诗词欣赏交流,受到好评。
    那几年除了军训和公差,就一门心思读书、背书、讲书。有得就有失,也时常表露傻的一面。在师干部科帮助工作时,有次读《红楼梦》对王熙凤“吃醋”一说不解,遂在晚饭时请教,一桌人差点笑喷,老干事史中溪作出“权威”解释:“吃醋,就是女人的嫉妒”,女干事贺文平忙着补充:“男人的嫉妒,也叫吃醋”……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体会也是个人成长的阶梯。那时苦于书少、自主时间少、名师指点少,但有一个信念是抱定的,就是“苦读”,虽无需悬梁刺股、凿壁偷光,但确需要克服多种困难、发扬“钉子精神”。“啃”了两遍“毛选”,自觉,收获很大,连心情都豁然开朗;囫囵吞枣、似懂非懂看了“列选”,也感到大开眼界;后又读了毛选5卷,当时同样认为所得不菲。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无论对思认识还是工作指导,无论对影响战友还是自我修养,都很有益处。哲学是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那时有个顶针式的通俗公式,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直接助我确立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政经虽有历史局限,还是使我对商品、货币、劳动、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等常识有了基本了解;科社曾受到“四人帮”的曲解,但仍有助于我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理想信念。我—直认为,在二〇一师打下的比较扎实的马列底子,对我几十年成长进步和做好政治工作的意义都是巨大而带根本性的。
    文缘
    中学时代有两个梦,一是从军梦,二是作家梦。穿上军装后,作家梦仍在萦绕。我的作文底子比较好,高中时还任过宣传队长兼编剧。在六〇一团当新兵时,看过一场地方慰问团的话剧演出,我就假想如让自己当编剧应如何构思才会更有韵味、打动人心?结论是经我改编的版本肯定会更好,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
    新兵第一年,我作为文字骨干为连队一些工作。1976年初,老文书邢志刚复员后,特务连军械员兼文书一职就落到我肩上。在连部我当“勤杂班长”,夺得流动红旗,组织学习辅导,整理各种材料,被大家称为‘‘小秀才”,当年8月即被抽到团报道组。9月9日毛主席逝世,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奉命回连履职,保障部队上山备战。粉碎“四人帮”后,重回报道组的第一件事,就是听着广播写了“基层官兵热烈拥护”之类的消息,连夜坐汽车、赶火车到济南送稿,结果在军地报纸电台“大获全胜”。
    那年头部队流传个说法,“宣传干部三件宝—一报纸、浆糊和剪刀”。我不信邪,用“宝”不准宝,经过苦干加巧干,从‘火柴盒”起步,发了不少有分量的稿子。年终总结一算,我们3个多月见报30多篇,一扫前两年全团只有两三篇“豆腐块”的沉闷,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作为战士被师里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次年我接任报道组组长,与王辉湘、张秀起、陈同顺、徐新民等一起,在各类媒体发表80多稿件,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大块头’等,师里、军里主管同志纷纷打电话祝贺六〇一团。除了新闻报道,我还结合所见所闻所思,发表了一些言论、散文类的“花边文学”,丰富了文路,也锻炼提高了逻辑思辩和说理能力。
    我是在团报道组时从特务连入的党、提的干。1977年5月,我在党旗下光荣举起右拳。那年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以自己中学时文化基础好的优势,申请参加高考,政治处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动员我留下,作为新党员我服从了组织决定,放弃了很有把握的上大学机会,后来无奈只能通过在职自学一级一级拿文凭,直到40多岁才获得硕士学位。那年冬天,团里就确定我到三营任营部书记,因为部队分散直到1978年3月才开党委会正式任命。在营部文字活少不了,同时也帮团里写点东西,报道组几位小战友经常找我讨论稿子,特别是“抓问题”。没干几个月,就被调回团宣传股管新闻,同时参与一些理论文章、经验材料和首长讲话的起草,还跟随穆荣章同志整理“团史”和“军史”,学了不少东西。1978年底,我被借调到师干部科,先是协助老同志整理档案、抄花名册、编制卡片,后又参加考核干部、整理“德才表现”,同时还参加工作组下连蹲点,到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连队总结学“硬六连”经验。
    1979年初,政治部研究干部定位,干部科王树典科长和组织科马素汉科长争着要我,经老八路燕武主任拍板,我被任命为组织科干事,做党委秘书工作。当日恰逢师党委整顿,就奉命协助首长起草个人总结和整顿报告,后又参与基层工作会议的筹备,与老同志们一起研改“三先”经验和事迹材料。那一年不仅文字量比较大,还多次随首长下基层蹲点、跑面、抓典型,推动学雷锋、学硬六连、学空一师的“三学”活动,收获不小。
在二〇一师的经历,特别是宣传、干部、组织三大“政工口”文字工作的实践,是一笔宝贵财富。离开师里后,我始终保持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创造性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先后写作发表千余篇文章。2004年出版了《军校工作实践与思考》,201 1年出版了《前指政委日记一—一震灾救援实践与思考》,2012年出版了《阳光治校实践与思考》,《军校育人实践与思考》也即将付梓,四本书差不多200万字。在二〇一师汲取的营养,使我有机会在军、军区、总部机关一显身手,有机会为军队院校教育事业和军队政治工作做一份应有贡献。
    人缘
    时光荏苒,记忆漫漫。自1974年底加入二〇一师这个光荣集体,到1980年2月调任六十七军组织处干事,历时7个年头、实际是5年多一点光阴,我经历了新兵连、特务连、团报道组、三营营部、团宣传股、师干部科和组织科等大小7个单位,做了一些工作,更忘不了一些战友、老师和领导。同一车皮和新兵连、特务连的战友多已年近花甲,我和同乡战友李静、周成、蔡安楼、任强等—直保持着联系并互勉互励,其余多数恐是“纵使相见不相识”了,但那火热的战斗生活、朝夕相处的友情谊却难以忘怀,有些人和事仍历历在目。
    虽说“修行在个人”,但我认为“师傅领进门”是第一重要的,知遇之恩不可忘。那位记不得姓名的三营卫生所长和管清增指导员认真负责,力排众议,将我领进军营,圆了我的军方军旅梦。管指导员是山东诸城一带人,好像是1965年前后的兵,是我参军接触的第一位“首长”,对我教育帮助很多。在特务连,警卫一班长臧运生对我训练很严,要求很高;尹延泉连长、孙光指导员赋予我很多任务,使我有机会学习许多军事技能并养成严谨细致的作风。从两瓦班长、电台台长走出去的王洪尧同志,对我影响很大,教我不少理论观点和做人常识,为培养我入党做了大量工作,其学习精神、工作态度和人品官德更是我长期学习的榜样。
    六一〇团报道组是很有战斗力、名声在外的小集体,在我入伍前就培养过不优秀干部。分管新闻干事许祥文,把我从特务连调出来,还在老兵复员时提醒把我留下来,后来他成为南京政治学院知名教授和军事社会学创始人。我进报道组时的组长穆荣章,带领我们搞报道取得突出成绩,像个老大哥,沉稳、厚道、有学问、关心人,还不失幽默。最有才气的要数王辉湘了,他入伍晚我两年,但读的书比我多,诗词歌赋、诸子百家都有涉猎,我们经常切磋琢磨、唱和逗乐,合作的文章也不少,一时传为佳话,30多年后我们成了亲家。
    三营营部书记是我的第一个干部任职。那时条件艰苦,作风朴实,艰苦奋斗成为官兵自觉。一次营长问我怎么不戴手表,说工作需要赶紧去买。我不敢立即从命,磨蹭了3个月才到济南花25元买了一块红底的泰山表。刚戴两天就被教导员发现,批评我“怎么带上表了?”好在在场的营长解围才作罢。现在看似乎有点“左”,但那时的风气就是那么正。我们的副教导员是1958年的兵,有次我陪他到八连找干部谈话,内容大都是带兵建连之类的事情。回营部路上对我说:“小戴呀,营一级干什么?上面有团,下面有连,我们不能直接抓战士,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干部。要通过抓干部,把团的指示落实下去。”一番话让我深受启发,这个有关管理层次的思想,为我后来总结利少安这个典型、写作《六十师有个好营长》著名呈批件、发表《营盘的脊梁》报告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团政治处和师政治部就像个大家庭。六〇一团的景炳学主任、宣传股赵传祥股长、组织股胡兆恭股长给过我诸多教诲。二〇一师的老领导李文津、鲍信、何法祥、燕武、刘廉堂、赵学玉,老科长刘振忠、王树典、马素汉、殷宝洪、马昌奎,还有史中溪、张俊乾、贺文平等同志,对我们年轻干事的关心、指导和帮助,至今仍是我做人处事的榜样、建功立业的动力。
    我与二〇一师,缘分啊!

文章摘自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原政委李静赠予将军网的书《我的二〇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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